阳春三月，我们去了一趟常德的石门，参观了李自成兵败湘西、削发为僧、坐化善终的夹山寺和闯王陵。

　　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我们到达时，正下着迷蒙细雨，红黄两色装点的寺庙和陵园，在参天古木的绿色掩映下，若隐若现，犹如仙境，让人不由得思越时空。

　　公元1644年，这是一个奇怪得使人浮想联翩的年号。

　　这一年，在中国同时出现三个“皇帝”：一个是吊死在故宫后面景山的崇祯朱由检，一个是从山海关打进来的顺治福临，一个就是率领农民军建立大顺王朝的闯王李自成。而我们旁边的“闯王陵”内的主人就是李自成。关于李自成的死地，正史明文记载在湖北通山县的九宫山。而野史中，讲李自成遁走夹山、落发为僧，也似乎凿凿可征。但他老人家到底死在哪里，在当今已经不太显得重要。我感兴趣的是，李自成这个历史符号的现代性。

　　离李自成称帝五个甲子之后，历史进入到1944年。饱读诗书的郭沫若先生在总结其“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惨痛教训时，写下了著名的《甲申三百年祭》。正在挥写整顿乾坤篇章的毛泽东，一见此文，便立即将它作为全党整风的必学文件。五年后，56岁的毛泽东作为开国领袖，和他的战友在从西柏坡长驱北京的路上，以他特有的农民出身情怀，互相勉励：我们决不能做李自成。从此，李自成成了中国共产党人挥之不去的深深“情结”。

　　新的世纪刚刚翻开扉页，新上任的胡锦涛总书记就沿着开国领袖叮咛“绝不做李自成”的这条路，和他的中央领导集体踏雪来到西柏坡，重温这一告诫。2004年，正好是“甲申”三百六十年，讲话旁征博引的共和国总理温家宝在一年一度的全国人大闭幕的答记者问上，又特别提到这位只有“短暂春秋”的农民领袖。

　　烟雨比来时更重了，而参观“闯王陵”的人越来越多，不少人争先恐后的抢着在陵前合影。面对这些镜头，明末清初的那些历史片段也向我迎面而来。

　　“君非亡国之君”，这是李自成称赞他的对手崇祯皇帝的话。这么一位励精图治的皇帝，由于长期积累的社会弊端，最后让他承担了整个王朝坍塌的恶果。崇祯断气后，居然只有一个叫王承恩的太监伏尸痛哭。其他的文武官员们几乎都忙于想方设法安排自己的细软、退路、子女去了。他们唯一的长处，就是在社会急剧的动荡中，如何精确地选择既可免除“眼前亏”，又能保全“长远利”的能力，“平时拱手谈心性”的套话都是上朝时“蹭饭吃”的玩艺。这样的“班子”，能够挽狂澜于倒吗?答案是明摆着的。

　　然而，历史的吊诡还远不在此。作为新兴起义的李自成集团，本应有条件建立一个较为长治久安的朝代。但是，历史的车轮恰恰朝相反的方向驰去。坐上龙庭的大顺皇帝和他的部下，好容易“轮到做庄”，一个个急于享受荣华富贵。什么边关紧急、什么安抚民心、什么巩固政权，那里有掠财、抢位来得现实、来得痛快?于是注定只能以更快的加速度，像陨石一样划过历史的天空。

　　驱车返程时，寺院里此时响起千年铜钟的声音，在烟雨迷蒙中回荡得声音洪亮而又韵味悠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