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这里有个习惯，清明扫墓都在清明节的前三后四这些日子里，正日子是不去的。这种讲究约定俗成，没有人故意不去遵守。清明前我出差到了沅陵，刚好占用了前三个日子，没能及时給父母上香，五日不能去，六日去了南岳，今天下午才挤出时间去了一趟红军山。

　　逝者如斯，闪念之间父母已去世多年，母亲走在她的六十九岁，父亲走在他刚满七十四岁这一天。他们劳苦一生在大山里，汗水浇开了满地的花花草草，却走得那么匆忙。为了我们兄弟二人成人，他们省吃俭用，让孩子吃饱穿暖。母亲出身大户人家，一手好茶饭，又绣得一手好花。村里，母亲的方方面面都是大家水平。遇上雨天，邻里会有一群女人来到我家切磋针线活，哪家姑娘出嫁，也定会得到母亲的呵护。族里的客人来了，上面的干部来了，总是无理由来我家吃钝饭，伯父和叔叔家的孩子，大大小小都是我家的常客。小时候我很好客，最愿意做的事情，就是把客人留住，这样也可以跟着油水一下小嘴。

　　我们这个时代的人，很多人小时候生活苦不堪言，红薯都没得吃，衣也没得穿，我家后面台上的一群小孩，腰带没有，就缠着葛藤，冬天穿的是大人的烂棉衣，肚皮也露在外面，没有鞋子穿，就打赤脚，一走一个血印，很是可怜。而记忆中，我从没有挨饿的记录。父亲在县里当干部，工资太少，养不活人，便不顾组织和朋友的苦苦相劝，毅然偷偷离开单位，回到大山里，开始搞起了他的资本主义。用他的说就是，种几蔸南瓜也强于一年的工资，没想到的是，刚刚吃上饱饭，大反三自一包，四大自由就开始了，于是乎，门前的空地都不能随便中蔬菜了。即使这样，父亲总是善于借山生财，他把刺树皮，棕树掌，还有许多说不上名字的植物采下来，晒干，再拿去卖掉，一家的零用钱都是这样得来的。爸爸的“业余劳动”为我们的家庭带来了小小的财富，久而久之让村里不少人心存嫉妒，一阵子，有人把父亲当走资派整，但父亲能言善辩，那些土包子哪里是父亲的对手，不但没能整到父亲，反而在父亲的影响下，一些好逸恶劳的懒汉也开始爱劳动，想办法挣钱过日子。不过，他们总是不能达到我们家的生活水平。

　　我就两弟兄，又是长子，且长弟弟五岁，父母把我看得很重，虽然打的不饶，吃的也是不会少的。我从小就爱奢，记得有一年在外婆家看到城里来的孩子穿着毛领大衣，样子好生了得，心里痒痒的，回家就问母亲要，母亲还没看到这种式样的衣服，不久，她带我下山，到离外婆家不远的街市上给我做了一件。那绒绒的细毛，大大的扣子，碧蓝的面料，穿在身上，不知惬意了多久。母亲说这是出门做客穿的衣，而我好像是故意理解偏差，在家里也照穿不误。母亲指着我的鼻子说，你呀，有不得!我心想，只要有新衣穿，骂两句又算啥。

　　爸爸回家的第二年，就修了连四间的土砖瓦屋，上有木楼下有木地板，墙外是父亲亲手一笔一画写上去的毛主席语录，至今还比较完好的保存在墙上。虽是几间土屋，也是相当高档的了，在我们村里算得上一道亮丽的风景线。我家门前有个大大的池塘，里面养了许多鲤鱼，鲫鱼，近友远亲来了，都喜欢在这里垂钓，每到春天，这里常常是火爆的看点。鱼到家里，母亲的一钵红烧鱼香得满山芬芳扑鼻，没有小孩走过这里不流口水的。父母只要见了熟人路过家门，一定叫住他们来家饱食一顿。母亲排行老二，我的表姐弟都叫她二姨，久而久之，非亲非故的也都这么叫，二姨的称呼早就出了名，上下三坪方圆几十里，说起二姨，无人不知，没人不晓。母亲出生在上坪村，只要临近几个村的人来了，一声二姨一叫唤，母亲就会忙腾起来，又是端茶又是做饭，还有酒喝。爷爷虽不是海量，但每餐都能拿下二两，哪天遇上酒客家里也就更加热闹起来。

　　父亲因为读过高小，又在部队当过文书，肚子里很是有些文墨。父亲写得一手好文章，乡里有什么不平的事，叫个冤，申个诉都是他的事。他一出手，必胜。他的正义感远远大于法官。村里哪家不和，定会有人请他出面调停，有一次盛老五两口子打架，打得鼻青脸肿，双方都要离婚，这家大人找到父亲，父亲饭都顾不得吃，就去了。说来也神，经他一番调教，没多时，那夫妻便喜笑颜开，和好如初，并发誓再不打架，再若打架就对不住党对不住毛主席，也对不住年全姑爷，一般都尊称我父亲为姑爷。我的记忆中，父母的和蔼创造了一方和谐，可惜和谐一词眼下才被叫的响亮。

　　父亲的毛笔字写的正楷如贴，手刻钢板字和印刷体没有区别，到了乱真假的程度，遗憾的是没有留下真迹，不过毛笔字在老家的墙上还清晰可见。父亲文化艺术素养不仅体现在他能歌善舞，吹拉弹唱上，更体现在他写剧本，创作和表演相声上。乡里人人酷爱她的表演，也无人不愿欣赏他的艺术表演。那是区里乡里只要是修水库，搞运动，大型聚会总是少不了父亲的表演。他的表演倾注了他对生活的支撑与理解，每一句话都很深刻，每一个动作都带着思考。每当此时，他会赤膊上阵，竭尽全力，把自己放置在一个忘我的位置。我至今清楚记得，峡峪河修水库，他和一位姓盛的老师表演碎石机，也说的是一个相声，笑得万人前仰后合，掌声不断，表演完了还要接着来。什么说快板就更是父亲的拿手好戏了。至今偶尔也遇上一些父亲同时代的人，他们都说，你的父亲呀，人才难得，浪费了。不过我想，西北乡村因为有了父亲，而享受了一段精彩的文化生活，因该是大山的福分，难道高雅的艺术就只能城里人拥有。比父亲少文化的战友当了大官，而父亲选择了回老家种田，他活到老学到老，六十岁以后还去桃源县当过烤烟技术员。即使在最困难的时候，他也没有后悔过，他总是乐于助人，乐于接受新鲜事物，乐于向上，成为西北地区的一代楷模。

　　他曾在大兴中学教过书，后面又回到村里教。在村里教书时，自己带头修建学校，他把自家的牛拉去造泥，不知为何，那牛一头打向他，把他逐倒在烂泥里。原本累得虚弱不堪的父亲这一下病倒了。记得他后来是杵着拐杖到学校去的。父亲为村里的孩子修起了崭新的学校，村民都说没有他的亡命是绝对修不起来的。遗憾的是，父亲有个头痛病，叫了多年书，他的头痛得他实在无法工作，他不得不放弃他的事业，为这事他和当时公社负责教育的联校长还狠狠的吵了一架。上面拿他没办法，他的教书生涯就此结束。后来的那些日子，他没有白过。直到生命的最后，他和几位杨氏老人为了弘扬杨氏文化，没日没夜地工作，就是想最终能弄出个有档次的杨氏连宗谱。父亲不听我好言相劝，不知疲劳的上山下乡做采丁工作，因脑溢血，两次晕倒在乡下，都是救护车接到医院住院。第一次出院后，我对父亲说，再不要出问题了啊，弄得动弹不得了苦的可是你啊!他很平静的回答道，哎，只要把族谱能出来，天下事就了了。我无言以对。后来他真的就不能动了，也说不好话了，生命最后的两年时间，有一年多的时间在老家和他的亲家一起过，准确说是请她的亲家在老家侍候他。后来回去看望父亲，他虽然不能说话，心里什么都明白，他紧紧抓住我的手流泪，我知道他舍不得和儿子分开住了，也知道自己大去之期不会远了。这次接到医院不到一个月，父亲就永远的离开了这个美丽的世界。

　　自从父母先后离去，我才慢慢懂得夫妻之间少时夫妻老是伴的含意。母亲在世，父亲的身体给人的感觉并没有什么异常。只等母亲一走，父亲明显的老了，一天不如一天。我们做儿子的又总是粗心大意，不像女孩对父母能细心的照顾。有一次，父亲说想去红军山看看母亲，不知为啥，我当时没有在意，后来也忘了带他去。父亲病成那样子，我心里却总是觉得他不会有事的。直到父亲也走了，我才意识到生命原本如此脆弱。

　　微感欣慰的是，在母亲去世后，我不顾遥远的山路，兴师动众，一路车马劳顿，把她老人家葬到了火车站北面的红军山上。后来父亲在城里病世，与母亲合葬于此。

　　父母的墓地在红军山偏西的山岗上，后面是巍巍北去的群山，前面是日新月异的山城，蜿蜒的澧水穿过城市的正中央，往南则是郁郁葱葱的十九峰。而这一切，都在父母的永久观赏之下。

　　父亲，母亲，今天，我亲手提着纸钱，鲜花，鞭炮来看望你们。我的心底已经没有了往日的无限愧疚与哀伤，似乎已经很坦荡。我已懂得，天下没有不算的宴席。我今天的理智是成熟的表现，这也一定是你们所期待的。你们的离去无疑给我的心灵造下巨大的创伤，而这些无时无刻的思念也化作了巨大力量，让你们的大儿创作丰收，家庭美满。

　　父亲，母亲，我的叩拜永远是百般虔诚的，我对的你们尊敬也是不可阻挡的，你们的善良，你们的智慧，你们的宽容和无私无一不在我的血液里流动。每当遇上风寒的时候，就会有你们温暖而亲切的声音在指点，让我不断走出误区，奔向光明。

　　(杨拓夫)